Servicev. Dulles et al., 354 U. S.(1957), p.365-389. [64] Naoko Shimazu, Japan, Race, and Equality: The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of 1919, Routledge, 1998, p.82-88, 112-116. [65] Naoko Shimazu, Japan, Race, and Equality: The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of 1919, Routledge, 1998, p.20, 23-28; Paul G. Lauren, First Principles of Racial Equality: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Human Rights Provis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5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 2-3, 10(1983);[英]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汉敖、宁京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3—74页。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主体是党员代表们，而非全体共产党员。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仅仅在宪法和党内法规之下。

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然而，要求党组织在除了宪法之外的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是不可能做到的。大同社会靠德治来维护。第四，法律和道德同是有制裁的规范。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2022年5月4日一稿 2022年5月15日二稿 2022年 9月10日基于二稿定稿 特别致谢：拙作初稿2022年5月4日完成后征求过马小红教授、杨明宇博士、张振华博士和后仪忠先生等的批评建议，感谢她（他）们的宝贵建议。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据笔者初步统计，过去三十余年里采用这种法律关系论述模式的汉语法学基础性教材种数，占全部同类教材种数的比例，至少高于八成。

其中，剩余权不在法的范围内，但法需要解决法权与剩余权的界限、比例和互动问题，因此，剩余权应该是法学的研究对象。2.汉语法学应以指称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为核心范畴。这是人类普遍的原理，本宪法即以此原理为根据。那时，与会者达成了 ‘法学应该是权利之学等共识。

相应地，一些基础性命题应随法学基本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的重新设定而作相应调整。而且，或许并非巧合的是，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直到1947年宪法，其中都有权利义务的规定，差别只在于有的上了章标题，有的没上章标题。

以上五点，应可视为复兴后的当代中国权利义务法学（有的学者称为权利法学）的基本特征。第二，整个法学不能只限于权利，还应包括权力。当今中国权利义务法学选用的权利概念的指称范围与民国时期相同，但不及民国时期清楚明白。[[21]]还有学者直接下结论说：以法律为权利之规定，法律学为权利之学，乃现代学者间之通说。

[[37]]将法学权利看作法学基本研究对象，汉语法学的主流方面一百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12] [日]奥田义人等：《法学通论》，张知本编辑，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年版，第92-94页。按这个标准，今天我国法学的基础理论依旧如百年前一样奉权利或权利义务为法学基本研究对象，将权利义务作为法学核心范畴。所以，基于唯物史观，当代汉语法学的核心话语应当从如此选取的基础性法现象的上述六个分析单元的范围内确定。

也就是说，德文法学并无后来在日语和汉语权利义务法学中的外延包括权力的权利概念。汉语法学缺乏而又能从国外引进的好东西，当然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一旦条件成熟，汉语法学就应创造出有自身原创知识产权的成果取而代之。

（责任编辑：郭海清） [1] Alfred N.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The Free Press, 1978,p.39. [2] Thomas 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p.137,139. [3] 加藤弘之『人権新説』，东京：谷山楼1882版，第32-81页。[[25]]其他章标题没有权利义务字样，但大多也是围绕权利、义务展开的，全书三级标题目录中无权力一词。

[[30]]同其起源地日语法学的权利本位论一样，20世纪上半叶汉语权利义务法学的权利也是外延包括权力及其主要具体表现形式职权、权限在内的概念，实际上，它的权利从外延和内容看都是法权说证成的法权概念，因而权利本位的内容客观上等同于以法权为中心的主张。他将规范性权力分为基本规范性权力和被束缚规范性权力，前者是基本的、原始的权力，简称基本权力，后者是非基本的、被决定的权力，简称受束缚权力(chained powers)。个人、臣民对国家的权利，如选举权和其他公共事务参与权。田中成明(京都大学)：『法學入門』，有斐閣2016年版。而且，这种法的一般理论也早已被现代西语和日语法学所放弃。在澄清了以上两方面的学理问题后，我们再看以权利为基本研究对象和以权利义务为法学核心范畴的安排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错位情况就清楚多了。

長穀部恭男(早稲田大学)：『法律學の始発駅』，有斐閣2021年版。[46] 本文对一国的全部法律采用三元分类，即将全部法律分为私法、公法和根本法（宪法）。

就事实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中最先采用权力概念的是第一届全国政协1949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条，该条授权全国政协在召开全国人大前，选举中央人民政府成员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另外，《刑事诉讼法》第3条关于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中与无相联系的权，可谓单独使用单汉字名词权的较典型情况：此权既是在权利权力共同体意义使用的，也是权利权力共同体本身，是法权在法律文本上最直观的表现。

它们表现为权减去权利权力或法权之后的剩余部分，所以笔者称其为剩余权。[[7]]其中，东京大学织田万教授这部被引用的教材在中国有不同年代的汉译版本。

（2）《宪法》题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整个第2章，从第33条至第56条总共24条规定的内容。[[57]]他的权力和规范性权力的定义有点儿脱离他自己所崇尚的法律规范（或其他学者所说的法律规则、法律条文），范围略显宽泛，因而只能供汉语法学在形成或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时参考。这些都决定了我国法律制度中权力总量会比较大，权力在法权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会比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下更高。这要求研究者置身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既尊重传统，又努力超越百年前形成的基础性法学教科书等本本及其选择的基本研究对象、核心范畴乃至相关的基础性命题。

第二个1指法（或法律），它指承载并在其中分配5+1全部正负利益内容、财产内容及其法内法外表现形式的筐。它的任何分支都不能主张对这一规则的豁免权。

[7] 織田萬：『法学通論』，东京：有斐閣1902年版。伊藤真(律师)：『法學入門』，日本評論社，2009年版，第2章第1节。

[[46]]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感受到不完善才有推动其完善的动力。宪法的这些结构性要素是包括保障公民各种基本权利的宪法相关法和民法典在内的全部法律保障制度的根据和基础，具体涉及自然人、法人的权利、自由、正当个人特权和个人豁免等广泛的方面。

在梁启超1904年接过穂積陳重关于近世各国法律均取权利本位的看法后，民国时期继续论述法的本位问题和权利本位说的论著或教材甚多，尽管日语法学后来完全放弃了他们前辈最初提出的这个论题。再说，发现和证明实践法学的权利权力统一体这个实体本身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给它命什么名虽然不是无关紧要，但却肯定是相对次要得多的方面。[37] 郭晔：《追寻和感悟中国法学的历史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5 期，第207页。[52]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4页。

原载于 《法学》第9期 [内容摘要]现代汉语法学的核心话语形成于20世纪前期，一百多年来并无明显变化。第二重意义的权利是法权利，在宪法法律（即国内法）范围内它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不是国家等公共机关，在我国宪法中表述为权利和自由。

[14]［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109-124页。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穂積陳重就在研究法典的专著中集中讨论了法典の本位问题，他把法典的本位区分为権利本位、義務本位和行为本位三种，并认为近代之法律普遍以权利为本位，但少数公法应以义务为本位。

1.像20世纪中叶前一样，当代汉语法学仍然视权利为法学基本研究对象。[[49]]此条可谓日本宪法中的宪法，权力作为这一条的重要内容，其地位异常突出。